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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章 务虚世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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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早,省政府派来接他的车就到了,而且是省政府秘书长张建亲自来接,弄得闫博年很是为难,也只好勉为其难地跟着张建上了车。

    应该说,省委、省政府对他这位退居二线的老干部,还是充分尊重的,无论是平时的日常生活,还是相关文件和工作汇报,都考虑的周到细致,平时都有一个或几个副秘书长亲自过问他的生活和具体要求,而且几年来都是这样。

    今天是省委省政府专题工作汇报的日子,这也是很多年前就确立并坚持下来的工作制度,每半年召开一次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经济和政府工作通气会,就近期全省经济和运行情况进行专题通报,并倾听老同志对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意见和要求。

    这届班子将半年通气会,主动改为季度汇报,而且参与的老同志从省部级扩大到副省级或享受副省级待遇的老同志,因此这样的见面会可以称之为老同志聚会,很多不怎么走动的老领导也可以借机见见面,叙叙友情,参加汇报会的省委、省政府部门领导包括了所有副省级和人大、政协的领导,可以说是一件很引起重视的事情。

    这样的工作制度是很多年前的省委、省政府的一项工作举措,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评价,因此也就坚持了下来,持续了很多年,起到了很好的交流和沟通的效果,尽管很大程度上通气会成为了新旧领导人的不满和牢骚的集合,可还是被历届班子所保留和继承,因为能听到往届领导的意见,也是对工作的肯定和鼓励,毕竟老领导的能量还是不能忽视的,而且他们往往在任时有意或无意编织了庞大的关系网络,也是不容忽视的,能听到他们正面或反面的意见,都是一种提醒和表现。哪怕方式不同,形式不一。

    尽管很久以前就通知到了,可闫博年对是不是参加这次的通气会还是下不定主意,这倒不仅仅是身体的原因,更不是有意显示清高和避俗,而是不久前齐天翔的事情,不知道在这样的通气会上会怎么样发酵,毕竟都是些老同志,没有什么顾忌,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老同志都与自己交好,一旦有人以此为借口发难,还真不知该怎么应对。

    但没有明确地拒绝,也没有充足的理由,似乎也还表明了闫博年希望能听到来着老同志,特别是现任领导们的意见和表态,因此当看到张伟的那一刻,闫博年似乎已经不再犹豫,“怎么是你大驾光临,平时都是老王来回跑的。”

    “老领导这是在批评我了,是不是怪罪我不来看你了。”张伟爽朗地笑着,与闫博年开着玩笑,“我可不是那种台上台下两张面孔的人,这不是近来分工调整了吗,老王到地市任职去了,我就主动要求来联系您老来了。”

    具体细节闫博年没法问,只好意味颇深地看了张伟一眼,缓缓地上了车,慢慢地说:“下去历练历练也是好事啊,老在机关里呆着不接地气,时间久了就缺乏感情了。”

    “是啊,年龄合适的话,还是应该多在基层待一阵,很多具体的问题还是需要一些感情因素的,不然老在机关里呆着,不成为官僚,也要成为呆子了。”张伟看着闫博年说:“老王这次下清河主政一方,也还是想解决清河市委政府倦政的问题,省委寄予很大希望啊。”

    “老王还是可以信赖的”,闫博年看着张伟的眼神,似乎读出了不甘和羡慕,对于办公厅这些秘书长们来说,多年的机关生活,希望的就是有机会主政地方,而且近年来领导身边的人获得了更多实际的机会,也点燃了这些秘书出身的秀才们的信心。做秘书多年,累积做到副秘书长,就是等待外放实职的机会,也就等于说是打开了仕途的上升通道,尤其是有领导们的助力,还是很有竞争力和机会的。闫博年却不看好秘书们的仕途,尽管长期在领导身边工作,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但那都是来自于领导的方式方法,很多都是宏观的,对基层实际工作并没有什么帮助,很容易形成先入为主和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因此像是说老王,又像是对张伟的提醒一样,淡淡地说:“能力有,信心也不差,就是经验不足,摆正位置很难。”

    “老领导说的是,机关里的工作作风与基层有很大不同,融和需要时间,更需要相应的能力和智慧才行。”张伟若有所思地说着。

    闫博年深深地看了张伟一眼,他很满意张伟的回答,但也是这些才是他不是很满意秘书主政一方的原因。他们太能揣度领导的心思,这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为领导服务,根据领导的喜好工作和思考,顺应领导的心思,久而久之就成为了领导第二,成了领导的影子,惟独缺少了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当然有鲜明特点的人也是做不来秘书工作的,但闫博年不愿再继续这个话题,因为说下去自然会说到张伟的工作和安排。张伟是他做省长时的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做到了副秘书长,自己离任时原本是建议外放实职的,只是年龄已经没有太大优势,于是建议其做秘书长人选,原本只是个顺水人情,谁知省府很重视,而且二年多来始终没有更换,下来很有可能从政府直接去政协做副主席了,也算一个不错的归宿。

    “听说金凤地产的‘地王’土地被强制收回了,二亿元的保证金也被没收了?这事你知道吗“?闫博年像是偶然想起了这件事似的漫不经心地慢慢说着,扭过脸看着张伟问道:“事实真的如此吗?这回的动静够大的。”

    “这是浩南省长亲自指定落实的事情,新闻今天广播了,可事实上几天以前就已经着手处理了”,张伟明白闫博年问话的意思,也知道这漫不经心的问话所蕴含的意味。毕竟这看似简单经济行为的背后,实际上是政治和权利的博弈,或许还有更深的意图。这不是能够简简单单说清楚的事情,可想了一下,还是源源本本地说:“金凤地产尽管来头很大,背景也很深,其实只是挂在北京置业集团名下的皮包公司,是个实实在在的空壳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个神秘人物,据说是省里某位高官的夫人。前年十月成立的公司,成立当月就通过拍卖方式以河州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价格竞得历山区22号住宅用地。该地块位于省城高档住宅区中的中央别墅区,规划建设面积271565.4平方米。金凤地产拿地的楼面价高达9859元/平方米,当时该地块曾被称为省城的地价和楼面价的‘双料地王’。而截至今年二季度末,金凤地产总资产为2.41亿元,货币资金余额仅为934万元。可以说就是为了拿地才成立的公司,根本就没有开发和建设能力,而且根本就没有准备开发。到目前为止,还只是缴纳了二亿元的竞拍保证金,土地出让金一分钱没交。然而,让人关注的并不是多少钱拿地,也不是这样的地价能溢价多少,更不用考虑这块地能为金凤地产挣下多少真金白银,而是应该看看这块地能真正带来什么?首先是银行的授信额度,从前年十月拿地以后,去年获得工行总额达25亿元的意向授信额度,这是十一月中旬获得中行20亿元授信之后,再次赢得银行青睐。这是金凤地产真正的打算,期待着通过融资给公司一个漂亮的数字,通过财务数据进行再融资,从而在资本市场圈得大笔的真金白银。一系列的运作看上去就复杂的令人眼晕,但却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次是房屋预售,如果金凤地产真的要开发这块地,这还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经过简单的三通之后,就可以大张旗鼓地预售房屋了,只要预案做得好,大批预售款和银行按揭就会源源不断地入账。前有银行授信融资,后有预售款和银行按揭,建筑费用在闪展腾挪间就可轻松完成。如果在此之后的二到三年间金凤地产还在不断拿地,不断得到银行授信,这资本游戏就会不断继续下去,而房款就可以直接计入利润了。这就是自去年房价高企之时,媒体和公众呼吁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开房屋成本,而始终没有答案的真正症结,因为房企他们自己也没有一个真正明确的成本。因为用银行的钱和用自己的钱成本是不一样的,因为开发与捂地成本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卖房子和卖楼花成本更是不一样。这么多的不一样中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地产企业的利润。这同样可在金凤地产的年报看出一些端倪:去年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收入17.48亿元,同比增加1174.08%;实现净利润3.39亿元,同比增长1426.40%。在盖房子高过其他实业的时候,相信金凤地产不会去依靠卖萝卜白菜获取高额利润,而17亿的营业收入,纯利润3亿多,也不是卖萝卜白菜可以得到的。这样的比例怎么能不让各行各业挤破头地进入?”张伟接着说:“河州市政府,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精心编织的陷阱之中,人家就根本没准备开发,而是利用这块地造势和圈钱。可由于金凤地产的来头和背景,还有可能的利益输送,始终没有任何的办法处理,回迁的住户看不到开发的迹象,几次到省政府上访,还是浩南省长顶住压力,在几次细致的调研和协调后,果断决定责令河州市住建局收回土地,只是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土地质押、银行贷款、回迁户的住房预付款,这些都要一一落实才不至于出大篓子。”

    “可恨”,闫博年咬着牙迸出这两个字来,脸色已经变得铁青,“股市可以挣钱,而且可以挣大钱的神话,现在很多人已经不信了,但房子可以挣钱的神话却令很多人相信,而各方面的助力也由不得不信。实际需求似乎并没有被真正重视起来,更可怕的是这种需求之下是高额的银行贷款和沉重的还款负担,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银行信贷,透支着购房者未来几十年的生存预期,一个节点的断裂带来的就不仅仅是房屋的归属,而是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稳定。尽管国家调控房地产的重拳已经挥出,尽管各种招数正在发挥效力,但牵一发动全身的‘手术’究竟伤害的是谁,却是再明白不过的了。金凤地产的黯然出局并不会伤了其筋骨,而一块地的收回也不会改变开发商疯狂拿地的现实,最危险的是此举对高价买房并背负巨额银行贷款的购房者的影响。股市可以崩盘,但楼市却万万崩盘不得,不管已经积聚了多大的泡泡,不管改变的会是什么,结果只能是举步维艰。”

    “今天的通气会估计浩南省长就会说到这个情况。”张伟沉吟了片刻说:“而且可能说到下来的处理办法,毕竟这么大的事情总得有个结果才可以平息各方的不满。”

    “就应该启动问责机制,不能总由省委、省政府来擦屁股,即使中间没有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也应该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当事人和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进行处理”,闫博年的脸色慢慢缓和了下来,淡淡地说:“去年西南地区的大旱,年初的低温雨雪,近期的暴雨大风,给农作物生产带来极大的麻烦,也严重影响了百姓的餐桌,以及日常生活。天灾的确可怕,但更可怕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继大蒜价格之后,与季节和气候相关的绿豆、玉米、棉花、生丝,甚至中药三七、杜仲等等,价格也在飞速上涨之列,蔬菜价格更是无一例外的售价高企,进入了物价全膨胀时代。季节性价格上涨本是市场正常的调节,短缺的物资带动价格阶段性上涨也无可非议,但此一轮物价走高却严重违背了市场规律,违背了市场预期,这是政府和老百姓都没有料到的。究竟有多少游资在炒作农产品,没有人知道;游资下一个炒作的领域是什么,同样也没有人知道;唯一知道的是游资炒作大蒜近两年,物价、工商、农业等职能部门束手无策,地方政府更是没有任何措施和办法遏制。大蒜、绿豆毕竟不是生活必需品,价高少吃也就是了,但蔬菜却是百姓餐桌日日离不了的,价高自然对正常生活产生影响,而棉花、玉米、生丝等农产品的价格走高,必然传导到生产领域,而最终承担恶果的还是百姓自身。对于恶意的炒作,以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必要的打击是必须的,也是容易做到的,无非是堵、疏两条,严厉地打击和查处,强硬地使价格回归;另外就是放出储备或大量进口,以量价齐跌遏制炒作,只要有效的进行打击,使炒作资金血本无归,才能从根本上使物价回归理性,从而防止下一次或其他领域的炒作。管理和监督市场行为是政府的职能,打击价格欺诈、恶意炒作、囤积居奇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任由游资炒作一种或多种产品而没有必要的应对之策,说轻了是政府不作为,说重了是政府无能,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变和管理的能力。面对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面对日益严峻的物价形势,百姓在期待政府的措施和作为,期待政府打击恶意炒作的重拳,这对政府是个考验,是新形势下稳定社会的考验。”闫博年又陷入了沉思,果断地说:“相信政府会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卷,因为一个连百姓餐桌都管理不好的政府,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是啊,政府的信誉和威望是靠为人民服务来获得的,老百姓看的是政府的作为,而政府官员的作为往往也是要有政府来承担后果的。”张伟想着说,“今天从网上看的一个新闻,听起来更像是笑话,可却笑不出来。”张伟看闫博年望着自己,就详细地叙述着,“是说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到一个经常光顾的租车行租车。原本很简单的一件事,以往也是经常出现的,交了租金,验看了身份证,车子就开走了,过几天又还回来了,一场生意就此结束。可这次不同,同样的程序过后,车子却没有还回来,直到警方介入,真相才大白,车子居然给伪造手续卖掉了。案子简单的让人想笑,却又让人想哭。一件这么愚蠢的事情,一个这么无知的罪犯,一场这么胆大妄为的犯罪,原因仅仅是为了十几万元钱。都是认识的老客户,都是用的身份证登记,都在一个城市,年轻的罪犯就没有想到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没有想到这后果给自己带来的惩罚?往大里说,是蔑视法律的尊严,往小里说,是拿自己的前途当儿戏,但是不是还有一个诚信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一个信誉缺失的症结呢?租车行租车的前提是熟人之间,不是熟人是不租的,正是这样的原则,保证了车行正常的运转,而这个原则的前提是熟人之间的诚信,是熟人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信誉。

    案子很简单,原因也很简单,但发生的却不简单,那就是诚信的被亵渎,那就是诚信的缺失。类似这样的事件看到的多了,不免也就疑惑更多,网上购物的虚假,加盟店的欺骗,商家之间的骗买骗卖,这些看似与经济有关的欺诈或欺骗,经济利益折射下的利欲熏心之后,无不是以诚信为代价的交换。尽管法律可以对此做出评判,做出裁决,但法律裁决的是事实,却裁决不了诚信,更裁决不了道德的失衡。”

    “你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看起来很简单的刑事案件,是用自己的自由和名誉为诚信缺失买单,但更深层次的探究,这鞭子应该打在政府的屁股上。自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不可谓效果不明显。但与此同时,本应重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党委部门,却深陷在经济的发展中难以自拔,而忽视意识形态建设的直接原因,除了理想信念的缺失外,社会道德体系彻底的崩溃,社会秩序的混乱,直接带来公众思想的迷失和迷惘,而更为严重的是拜金思潮的甚嚣尘上,是各种丑恶现象的泛滥。我们的党是有理想和信仰的,是有着建设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这也是广大民众相信党、跟党走的基础,无论是艰苦卓绝的革命时期,还是困苦异常的建设时期,跟党走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究其原因,是党始终用目标和信念激励着民众,用理想感召着民众,更重要的是党与民众心贴心共患难。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心工作的转变,似乎党的宗旨也改变了,理想信念说的少了,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谈的少了,代之而起的是致富、是个人价值体现、是富裕美好的生活,独独不再倡导精神、信念、献身、奉献,榜样没有了,目标也就没有了。放松了信念、道德、理想、观念的树立和培养,也就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信仰的缺失无法弥补,使得社会没有了重要的主体价值观,没有了道德准则,没有了诚信约束防线。”闫博年接着说:“好生活是人人期待的,但好生活还要有好的社会风气、好的社会秩序、好的道德体系做保障才好。而且即使做不到这些,也起码应该做到让老百姓敬畏法律,敬畏法律设置的高压线,毕竟一个怕政府不怕法律的社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